331和珅的财产如此惊人,为什么百度百科中清朝第一贪污大案却是米案?

2021年9月19日

甘肃米案性质太恶劣了。

你想想,甘肃省上到总督和巡抚,下至七品县令和普通吏员,串通一气,无人不贪,把乾隆唬得团团转。

这应该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套取国家专项经费案了。

查到最后,杀的杀流放的流放,甘肃官场几乎为之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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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乾隆年间。

一次捐款行为,偶然揭开了一起捂了七八年的惊天贪污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在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个人捐出 4 万两银子资助国家打仗之后,向来对数字十分敏感的乾隆皇帝不仅没有给王廷赞点赞,还派人去查他的收入来源。

一查,就查出了「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连乾隆自己都说被吓了一大跳。

清朝最大的集团性贪污案,逐渐浮出水面。

这年三月,甘肃爆发苏四十三起义。兰州城内八百守兵,一战就损失了三百。乾隆震怒,直接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

最大的头儿都被撸掉了,消息一传开,甘肃地方官都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相当于是主管民事和财政的常务副省长,很怕轮到自己遭殃。他去找乾隆的亲信、此时和阿桂一起被派到甘肃督战的和珅,寻求对策。

王廷赞与和珅私交不错,他每次进京都少不了给和珅送银子。和珅建议王廷赞「破财消灾」,让他交出一些银子,资助兵饷,以博取皇帝的好感。

王廷赞于是主动向乾隆上了一道奏折,大意如下:国家正是用兵之际,开销巨大,臣情愿将历年积蓄下来的工资收入 4 万两捐献出来,以资兵饷。

万万没想到,乾隆本身是一个十分精明且对数据非常敏感的皇帝。他看到王廷赞的诚意后,甩开奏折,直接责问:「王廷赞仅任甘肃藩司(即布政使),何以家计充裕?其中情节总未能深悉。」意思是,甘肃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一个布政使竟然家道如此充裕,出手就是 4 万两,水很深啊,一定要彻查。

乾隆当即命令在甘肃的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一起密查王廷赞,据实回报。

乾隆反应这么快,是因为他想起另一个人了:前任甘肃布政使、现任浙江巡抚王亶[dǎn]望。

上一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乾隆第五次南巡。王亶望迎接圣驾,把浙江沿线布置得很奢华,遭到乾隆的斥责。谁知,南巡过后就爆发了浙江几个道、州的官员借皇帝南巡之机虚开浮冒进行贪污的案件,乾隆严重怀疑作为浙江主官的王亶望也参与了腐败。王亶望知道乾隆怀疑自己,为了表达诚意,他急忙给浙江海塘工程捐了 50 万两银子。

事情就是这么巧合,甘肃前后两任布政使怎么都是这么有钱的主儿?这引起了乾隆深深的怀疑。

这时候,在前线平叛的阿桂多次在给乾隆的军报中提到,甘肃多雨,导致行军困难。乾隆得报后回想,过去这些年,无论是王亶望还是王廷赞,在奏折中都说甘肃不下雨,经常大旱,需要地方和朝廷拨粮赈灾。

连天气都对不上,这其中一定有猫腻。

几个关键细节一勾连,乾隆命人彻查甘肃的赈灾情况。至此,牵出了一起震动全国的「甘肃冒赈案」,以王亶望为首,前后两任甘肃布政使勾结全省官员,以赈灾为名,组成利益同盟,共谋作弊,肆意侵贪,牵涉总督、布政使以及道、州、府、县官员 100 多人,问题金额高达 1000 多万两。

对于这起「清朝第一贪污大案」,乾隆曾无奈地点评说:「甘省王亶望侵冒监粮诸弊无人不知,而事未败露,竟无一人首先发觉,可见外省官官相护,牢不可破,实可寒心。」

这桩大窝案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就开始了,隐匿真相长达七八年,期间许多官员调任或升迁离开甘肃,但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举报。

事情源起于「捐监」。

科举是清朝人做官的主要渠道,但不是唯一渠道。有些人考不上秀才,没法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还可以通过捐钱或捐粮取得监生(国子监学生)资格,称为「捐监」。成为监生后,便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考举人,进入官场;也可以靠监生的资格进一步加捐官职,连试都不用考就能做官。

这么一说,大家就都知道捐监是富贵子弟进入仕途的捷径了。这不仅影响国家的正常选官制度,制造社会不公平,而且容易滋生腐败,带坏官场和社会风气。所以清朝像前朝一样,对于捐监都有许多约束规定,通常也只在小范围内实施。即便如此,乾隆登极后,还是觉得影响不好,下令在全国停止实行捐监。

但是,对于甘肃这种穷省而言,停止捐监之后,地方财政少了一大块收入。为了解决当地灾荒和军民的吃饭问题,朝廷户部每年都要向甘肃拨银 100 多万两。

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上奏请求皇帝在甘肃个别最穷的州县恢复捐监,理由是,甘肃地瘠民贫,经常闹灾荒,百姓要靠政府的接济度日,而甘肃官仓储备的粮食向来不足,如果能够恢复捐监制度,官仓的粮食储备就不成问题了,朝廷也能省去一年 100 多万两的财政转移支出。

当时管理户部的是大学士于敏中。于敏中认为可行。乾隆遂听从于敏中的意见,同意在甘肃部分地区恢复捐监。

但因为捐监的猫腻太大了,乾隆特别叮嘱勒尔谨:

第一,银子相对更容易滋生腐败,因此捐监只能捐粮食,不能捐银子;第二,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一定唯你勒尔谨是问。

为了确保甘肃捐监成为利国利民的好事,而不致发生变质,乾隆亲自挑中了一个人到甘肃主持这个事情。这个人,便是浙江布政使、代理浙江巡抚王亶望。

王亶望根正苗红。他的父亲王师,是乾隆树立的廉政典型,官至江苏巡抚,在官场和民间有口皆碑。王亶望本人是举人出身,考不上进士,就以捐纳的方式步入仕途。他的仕途起点正是在甘肃当知县,并以清廉勤政、捐资兴学为人称道,颇有乃父之风。一路从山丹(今隶属甘肃张掖市)知县、皋兰(今隶属甘肃兰州市)知县,干到了兰州知府,又升任浙江布政使,代理浙江巡抚,官运亨通。

王亶望曾两次觐见皇帝,乾隆都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第一次说「此人竟有出息」,第二次朱批「王师之子,将来有出息」。所以,这次甘肃恢复捐监,乾隆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个「有出息」的王亶望。

王亶望遂从浙江被调任为甘肃布政使。

但这次人事任命,君臣之间可能出现了一些误会。

乾隆的本意是,这么重要的职位,事关捐监制度恢复的试验田,一定要派靠谱、有能力的官员去才行,这次任命体现了朕对王亶望的重用。

可王亶望并不这么理解,明明自己已经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富裕省的代理一把手了,突然之间被平调去穷僻省,这是万岁爷对我的执政能力不满意还是咋的?

所以王亶望到甘肃走马上任后,极力要表现自己的能力。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在王亶望上任仅仅半年后,乾隆就收到了这名「有出息」的官员的奏报。奏报说,甘肃在六个月内捐监生员 19017 名,共收到粮食 827500 石(1 石大概相当于 120 斤)。

这个数字把乾隆吓了一跳。要知道,当年全年,户部报捐的人数才 11739 人,而甘肃这个穷地方,半年就有 19017 人捐监,这也太神奇了吧。

乾隆于是向陕甘总督勒尔谨提了下面几个问题,要求他务必查实作答,解释清楚。

甘肃那么穷,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半年就有近两万人捐监呢?

甘肃当地产粮都不够本地人吃,又怎么有 80 多万石余粮来捐监呢?

如果半年就收了 80 多万石粮食,照这个趋势,年复一年,官粮储量越来越多,到时变质了怎么办?

……

勒尔谨此前已经跟王亶望勾兑过了,实际上这两个数据都是王亶望严重注了水的浮夸数据。王亶望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想通过政绩来邀功,博取尽快升官,于是在捐监的数据上虚夸了两三倍。事实上,乾隆三十九年全年,甘肃捐监人数只有 7455 人,捐监收入换算成粮食也仅为 30 多万石。

不仅浮夸虚报,王亶望还说服勒尔谨突破「捐粮不捐银」的底线,擅自将捐监改成只收银子。原定每人捐粮 43 石就可获得监生资格,王亶望把 43 石粮食改成 47 两银子,另外加收各种名目的管理费 8 两银子,合计每人捐监收银 55 两银子。王亶望这么做,说明他已经打定了侵贪的主意。

勒尔谨起初不同意,王亶望给他的说辞是,改成收银子,捐监的人数一定大大增加,而且收了银子后再用于采购粮食归入官仓就是了,完全符合上面的要求,没毛病。勒尔谨遂不再反对。

面对乾隆的质询,勒尔谨有机会捅出实情,但他生怕自己要被追究责任,于是反过来替王亶望掩饰。

勒尔谨奏报乾隆说,自从平定新疆后,甘肃就成为新疆与内地商业往来的门户,商人纷纷就近买粮捐监,图个方便啊;至于甘肃为什么有这么多余粮,那是因为皇上护佑,近来连年丰收啊,所以本地富户有余粮供人购买用于捐监啊……

反正就是一通忽悠,想把乾隆忽悠瘸了。

接下来,王亶望和勒尔谨要解决的,就是乾隆提出来的第三个问题:捐监粮食这么多,时间久了坏掉了可怎么办?

我们知道,在王亶望改成收银子之后,甘肃的捐监其实是没有收到一粒米的,只收到白花花的银子。但他们需要把奏报乾隆的谎言给圆好了,就要假装甘肃有很多很多粮食,而且,为了不露馅,他们还需要把这些凭空虚构出来的粮食尽快给消化掉。

就像编织谎言难不倒帝国官僚一样,圆谎同样如此。

与谎报粮食收入同步,从乾隆三十九年秋季起,王亶望就开始向朝廷虚构灾情,每年至少谎报春、秋两次旱灾,请求朝廷允许放粮赈灾。

根据案发后,时任甘肃按察使福宁的供述,在虚构灾情和放粮捐赈的过程中,王亶望很高明的一招就是让其亲信、兰州知府蒋全迪全权处理此事。全省各州县受灾有多严重、需要赈济多少人口、需要发放多少「粮食」,幕后全由王亶望一个人决定,他人无从插手。各州县官员按照王亶望定下来的「灾情」,领取银两,这些银两当然没有买成粮食,名义上是「放赈」,实际上就是被各州县官员瓜分。

小灾报大灾,无灾报有灾,成了甘肃官场的生财之道。一些州县官员为了把「灾情」往大了报,拼命讨好和贿赂王亶望,以至于甘肃官场流传一句话:「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

王亶望用利益共享的方式,在甘肃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集体贪污体系,上至总督勒尔谨,下到州县主要官员,都参与分肥,以救灾放粮的名义将捐监所收的银子放进了官员的腰包。

因为官场中人人有利可图,所以从来无人告发。在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的三年间,以救灾的名义开销监粮 600 余万石。而这些销去的粮食,实际上都是落到贪官口袋中的银子。

这期间,为了圆谎,王亶望连中央的钱都敢骗。首先,捐粮增多,所需粮仓也要相应增多,故报请朝廷拨款新建粮仓;其次,粮食多了,运输和监管的开支也会相应增多,于是再请朝廷拨款满足。这些圆谎细节,在这场贪污游戏的逻辑里,不仅是合理的,更是必需的。通过这两项,王亶望又从户部骗取了二三十万两拨款。

最终,所谓的新增粮仓,只存在于奏折里,拨款则同样被贪官们瓜分殆尽。

在王亶望负责甘肃捐监的第三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于奏报上来的监粮数额过于巨大,乾隆皇帝一度产生了怀疑。这一年年初,他特地派多次出京办案的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开仓查粮。

钦差大臣察访,原本是揭开王亶望骗局的一个契机。但王亶望事先收到线报,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弊,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袁守侗营造出粮仓满囤的假象。

不知道袁守侗是真的被忽悠了,还是收了好处配合忽悠,他回京复命,奏称甘肃「仓粮系属实贮」,乾隆这下子完全信以为真了。

同年五月,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乾隆下达谕旨:因王亶望办理监粮有功,着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

王亶望「成功」了,在甘肃三年,他捞足了 300 万两银子,又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浙江巡抚官职,简直是乾隆朝人生赢家的模板。

在乾隆眼里,王亶望是自己选中的能吏,皇帝是不可能看走眼的。他甚至下旨赏赐王亶望之母邓氏「御书匾额,并大缎两匹、貂皮四张」。而事实上,王亶望是一个官场两面人。

据清代野史记载,王亶望的生活极其骄奢淫逸。他好女色,私藏有「四足裤」、上面绣字的「鸳鸯裤」;出任浙江巡抚后,专门建了私密的玻璃室,贮藏美姬。在饮食上,他喜欢吃驴肉丝,厨房有专人养驴,如果他传话说要吃驴肉丝,厨师就在驴身上肥美的地方,割下一块肉,烹煮后奉上。驴身上被割肉的地方,鲜血淋淋,就用烧红的烙铁烙之,当场止血,相当残忍。

当王亶望发财升官而去的时候,甘肃布政使迎来了他的接任者——王廷赞。

王廷赞几乎是一个翻版的王亶望。他原本是一个好官,接任布政使后,发现了甘肃捐监的骗局,一开始被吓惨了。他跑去找陕甘总督勒尔谨,勒尔谨让他淡定,说全省官员都这么做,改是改不了了。

一个官员最难抵挡的,可能是自己的私心,也可能是官场生态。王廷赞因此半推半就地「被腐化」了,继续王亶望在任时的那一套操作。

他最终的「政绩」跟王亶望不相上下,在任三年多完成了数字上的「监粮」500 多万石,再虚构大大小小的灾情把这些「监粮」消化掉。

统计数据显示,王亶望、王廷赞两任甘肃布政使在六年时间里,共收捐监银两 1300 万两以上,其中除一小部分确实用于采买粮食投入赈灾,剩下大概有 1000 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财政总收入的 1/5 到 1/4,最终流入了甘肃全省大小官员的腰包。

令王廷赞和王亶望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事后对朝廷的慷慨捐献,暴露了他们的资产与其合法收入完全不对等的问题。再加上阿桂赴甘肃平定苏四十三起义期间,甘肃连下大雨,激起了乾隆对该地连年上奏遭遇大旱的怀疑。这起被认为天衣无缝的贪腐窝案,在帝国监察机制全面失灵的情况下,最后由乾隆亲自揭发,终于掀开了盖子:「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

最终处理结果,甘肃捐监一事立即停止。陕甘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两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等 50 多名官员被处死。

按照律法,贪污 1000 两以上者,拟斩监候。这样一来,甘肃全省官员几乎都该杀,一省政务也要停摆了,最后乾隆只得从轻处理,将斩监候的标准提高到贪污 1 万两以上。

因为该案牵涉面实在太广了,乾隆在指示定罪时一宽再宽,除了 50 多人被处死,大部分判死的官员最终仅被处以流放充当苦差,并未处决。尽管如此,时人还是感慨说,整个甘肃官场「为之一空」。这种涉案规模,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在这起窝案的主犯王亶望被处死 13 年后,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国史馆进呈《王师传》。乾隆回想起王师的政绩和口碑,突然动了恻隐之心,说了一句:「勿令(王)师绝嗣也。」于是特赦王亶望的儿子由流放地伊犁返回山西临汾老家,继承王家香火。

然而,在一堆官员被处死和流放之后,这起惊天大案并未画上句号。它还陆续牵出了案中案,至少有两名帝国高官,或把名声,或把仕途和生命,栽在了上面。

先是乾隆曾经的第一宠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甘肃冒赈案爆发时,于敏中已经病逝一年多,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他还是被乾隆惦记起来。

乾隆认为,于敏中任户部尚书十几年,「其时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言下之意,于敏中才是这起巨大贪腐案的元凶。

但当杀掉最后一批甘肃冒赈案的贪污犯后,乾隆下了一道谕旨,说念在于敏中「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朕不忍追治其罪」,将于敏中的罪行掩饰而过。

到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乾隆有一次在把玩嘉靖年间器皿的时候,想到了嘉靖朝的大奸臣严嵩,又联想到了他宠信多年、恩眷未衰的于敏中,说于敏中表面伪装得很清廉,实际上拥有厚赀,「必出王亶望等贿求酬谢」。越想越气,于是下令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后来,乾隆还收回了于敏中后人的世袭职位。

谁也没想到,一代宠臣于敏中会因甘肃窝案,搭上了身后之名。

也没有人会想到,闽浙总督陈辉祖在奉命抄没王亶望家产时,竟然还敢动贪念,将王家的好东西掉包,换了些便宜货解送进京。他可能认为王亶望聚敛的好东西实在太多了,没有人会真正阅读抄产清单上的内容,几处小的变动也不会引起任何注意。

但陈辉祖不曾料到,乾隆本身就是个收藏狂人,他也「觊觎」查抄上来的好东西。一种说法是,乾隆念念不忘某年王亶望献给自己、却被自己违心退还的一对玉瓶;另一种说法是,乾隆知道王亶望收藏有石刻米帖(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字帖),一直想得到它。总之,当查抄物品运至京城时,乾隆发现,他知道的和想要的,都不见了,运到的物件「均属平常」「多系不堪入目之物」。

乾隆怒了。

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后,这起案中案终于水落石出:作为抄家主官的闽浙总督陈辉祖趁机抽换了王亶望的一些古董书画,而负责贴封条的几名官员纷纷效法,抽换了几件皮衣蟒袍和上等绸缎。

紧接着,一些官员适时地参奏陈辉祖在位期间尸位素餐,酿成桐乡聚众闹漕大案。最终,陈辉祖被赐自尽,像王亶望一样,他的家产也被抄没。

至此,围绕甘肃冒赈案,从案发到处理,整个帝国官场的弊病暴露无遗。为了国体和颜面,乾隆都不敢再查了,到此为止吧,谁知道再查又会查出什么幺蛾子!

历史学家统计,乾隆年间,督抚大吏因侵贪被立案查处者达三十几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赐令自尽的有 20 余名,平均一两年就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贪贿而被正法,这是前代所罕见的,也是有清一代所仅见的。但讽刺的是,整个清朝吏治的败坏,也是从乾隆朝开始的。

也许,当皇帝大权独揽之后,欺上瞒下就已泛滥成灾。官场中人更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对抗皇帝及其钦差。因为,只要瞒住了皇帝一个人,其他都好办。

正如历史学家评价甘肃冒赈案时所说:比起贪腐,乾隆更恨王亶望的欺君,所以才非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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