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彭加木事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谁能解释双鱼玉佩、沙民、还有五张神秘诡异的照片？
2021年8月6日
彭加木失踪案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未解之谜，还因为一些神秘学、超自然现象的传闻甚嚣尘上，最著名当属双鱼玉佩的传说。
那么，彭加木失踪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超自然的力量？他是不是真的穿越回到历史的王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彭加木失踪案的始末。
彭加木是 7、80 年代中国家喻户晓的科学家和劳模，他身患两种癌症，却依然几十年活跃在西部科学考察的第一线。
1980 年 6 月 17 日，当他带领科考队在罗布泊考察时，他突然独自离队，一去不返。虽然几个小时后队员就出发找他，两天后军方动用了军车、直升机、一百多人进行地毯式搜索，并且往后的日子里政府也多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拉网式寻找，却没能找到他的踪迹或尸骸。
新华社在 1980 年 6 月 23 日首次报道本案，此后彭加木的离奇失踪牵动了全国民众的心，无数的电话、电报、信件飞向彭加木的家中和单位。
近 40 年来，网上流传着诸多揣测：譬如叛逃说，谋杀说，意外说，自杀说，外星人说等等。我会在这篇里通过这些年的新闻报道、著作、纪录片等，还原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罗布泊：死亡之海
罗布泊的自然环境为彭加木失踪增添了一些神秘、恐怖的色彩。
罗布泊过去是位于新疆东南塔克拉玛干沙漠最东缘的一个咸水湖，是仅次于青海湖的中国第二大内陆湖。多条河流在此交汇，丰富的水资源孕育了周边的多个古文明，包括罗布泊西北侧的楼兰古国。
1899 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前往罗布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天空、大地和湖水在日落时分充满了奇妙的颜色，太阳将绯红的光芒洒在沙丘上面……这是一幅辉煌的、几乎令人畏惧的图景。」
1933 年斯文·赫定再访罗布泊，发现罗布泊的水面竟比 34 年前大了许多，孔雀河入湖口处「草茂树密，水鸟成群，野兽出没」。在斯文·赫定拍摄的照片中，罗布人站在齐膝深的湖水中，有个男子手里捧着一条刚从湖中抓到的巨大的大头鱼。
这个对比也从另一方面证实，罗布泊的水面神出鬼没，时而变大，有时缩小，甚至可以移动数百公里。
对于罗布泊干涸的具体时间，至今还有争议，有人认为 1940 年代已大面积干涸，也有人认为是从 60 年代还在，但已经严重盐化；其原因也很复杂，自然和人为因素都有一定作用。
1958 年开始，军方在罗布泊西北部的地方建立了中国核试验基地，也称为马兰基地。1964 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罗布泊西北 100 多公里处成功爆炸。
到了 1970 年代，烟波浩渺的罗布泊已经成为只剩下戈壁、盐碱滩和沙漠的恐怖之地，被称作「死亡之海」。
1980 年 5 月，55 岁的彭加木带领一支科考队向这片死亡之海出发了。
这已经是彭加木第三次进入南疆的这片无人之境。
彭加木是中国著名生物化学家，1925 年出生在广东省番禺县。他 1947 年从南京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1949 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助理员、助理研究员。
1956 年，中国科学院准备组织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去边疆各地考察。当时，31 岁的彭加木为了表示「为边疆『添草加木』」的决心，将自己的名字从「家睦」改为「加木」。
但第二年春天，32 岁的彭加木在上海被检查出胸腔有纵隔障恶性肿瘤，当时的医生认为他体内癌细胞已经扩散，最乐观的估计只剩下两年时间。两年后，他依然活着，却又疑似患上了网状细胞性淋巴癌。
身患两种癌症让彭加木意识到时间紧迫，所以意志顽强的他在那几年频繁前往云南、福建、甘肃等边远省份考察，曾十几次进入新疆，协助建立科研基地。
彭加木第一次进入罗布泊是在 1964 年 3 月。他和几位科学家环绕罗布泊走了一圈，采集了水样和矿物标本。根据他的测算，罗布泊的钾含量非常高。
有种说法，他在这次考察行程中还找到了研制核武器不可缺少的重水。虽然他名义上从事植物病毒研究，但有人猜测他可能也参与了当年的核工程。
就在他结束考察几个月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地区成功爆炸。
1979 年，彭加木兼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当年，中日合拍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将拍摄罗布泊，由于罗布泊涉及军事机密，便由中央电视台负责拍摄这一部分。开拍之前，彭加木和好友夏训诚等几个科学家一起去罗布泊探路。
那次考察结束后，彭加木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希望能深入罗布泊的内部考察。他把想法报告了上去。1980 年，一份正式的文件准许他进入罗布泊考察两个月。
第三次赴罗布泊
彭加木担任罗布泊科考队的队长，并制定科考方案。他们定在 5 月 2 日出发，6 月底返回乌鲁木齐。
我最初有些困惑彭加木对于时间的选择。五六月的罗布泊地区已经进入夏季，气温极高，更常见十级以上大风，引发沙尘暴，并不是进入罗布泊的合适时间。既然此次考察早有准备，他们为何不挑选更适合的月份？
根据夏训诚的说法，秋冬确实是进入罗布泊最好的季节，但是由于军事原因，罗布泊的秋冬一般严禁任何人进入。他们选择 5 到 6 月之间，是想在春天风季之后和夏天酷热到来之前打一个时间差，可惜由于罗布泊的气候不可捉摸，他们的时间差并没打好。
夏训诚本来任罗布泊考察队的副队长，但因临时的出国考察任务未能成行。
最后临时组建的的罗布泊考察队有十一人，名单如下：
- 彭加木：队长，生化学家，临时党支部书记；
- 陈百录：临时党支部副书记，任行政主管和保卫员，随身携带一把 64 式手枪；
- 汪文先：副队长，水文地质学家；
- 马仁文：化学家；
- 阎鸿建（闫红建）：化学家，当年 30 岁，是科考人员中最年轻的；
- 沈冠冕：植物学家；
- 谷景和：动物学家；
- 王万轩：司机，当年 38 岁，驾驶北京 212 五座吉普车，科考人员主要在这车上；
- 陈大化：司机，驾驶八座大吉普车，拉人和电台设备；
- 包继才：司机，驾驶苏联产牵引车，超载装了水和油共八大桶以及帐篷等；
- 萧万能：驻军部队的无线电发报员。
由于队伍是临时组建的，队员之间此前都不熟悉，性格和相处方式也在磨合。
出发之前，彭加木和司机陈大化之间就发生了摩擦。当时第二辆和第三辆车上的物资都远远超过了汽车的承载量，陈大化认为罗布泊的路谁都没有走过，汽车超重很危险，故不愿意走。这让彭加木很生气。
车上的设备一样都不能减，超重问题没法解决，陷入了僵局。最后还是当兵的陈百录向陈大化拍下胸脯，保证一切问题都由他负责，才让陈大化勉强答应出发。而那时的陈百录其实也对罗布泊毫无概念，只听说那里「风很大」。
1980 年 5 月 2 日，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直奔马兰基地，因为只有得到部队的通行许可证，他们才可以在罗布泊开展活动。考察队此次行程的所有食品，从午餐肉罐头、榨菜、大米到面粉，也都在在马兰基地购买。
马兰基地还为考察队配备了一部电台。这部电台由 4 名战士负责。其中三名战士在一个代号为「720」的地方建立一个电报接转点。第四名战士萧万能背着发报设备，搭乘陈大化的车，跟随考察队。
5 月 8 日，在筹备完物资后，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出发了。
他们第一天到达了驻扎一个排士兵的「720」。720 距离原子弹爆心只有 20 公里，陈大化的车由于开错路一直没跟上。此时，彭加木和王万轩之间产生了第一次分歧。
王万轩希望停下来等陈大化，因为电台在他们的车上。他们此行由北向南纵穿 450 公里长的罗布泊盆地，万一遇到危险，没有电台就无法向外界求援。
但彭加木着急赶路，不愿多等，这导致这一趟行程中陈大化的车一直没跟上。
幸运的是，尽管他们在罗布泊湖底遇到各种艰险、古怪的地形，就连车轮都被被盐壳一片片削下来，尽管没有电台跟随，他们还是在水和油几乎用尽的那一刻到达了罗布泊南岸的米兰农场。
6 月 5 日，他们终于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艰苦行程，每个队员都在庆祝这次考察的成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组队穿越罗布泊的核心地带，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纵向穿越罗布泊，沿途收集了众多第一手科学考察资料。
但此时，却有一人闷闷不乐，这人便是彭加木。尽管他的一本笔记本都用完了，但他认为此行并没有实现原定目标——找到更多矿产资源。
他提出了一个令队员震惊的计划：重返罗布泊。
既然原定的回程是在 6 月底，不如利用剩下 20 多天，开辟另一条穿越罗布泊的道路，既可以探索从未去过的东南角，也可以采集到更多的生物、土壤标本和矿物化石。
刚刚逃过一劫的队员们无法理解：好不容易逃出罗布泊，为何还要回去？收获已经不少了，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再冒一次险？
三个司机一看全程要跑 900 公里，都坚决不去。他们觉得太冒险，且太吃苦头了。其他科研人员对此提议也很抗拒，唯有研究植物的沈冠冕不太坚决，他想多考察一些，又怕自己的身体吃不消。
在大家争论之际，新疆分院的电话到了，批准了彭加木的提议。
在那个讲究思想觉悟的年代，大家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命令。但大家达成一个共识：当走到水或者油消耗一半，而探险的路还没走到一半的时候，就立即原路返回。
科考队在当地筹备再次考察的物资。彭加木本人意外地在当地一家小店里买到了他很喜欢的青岛椰子糖，这让他十分高兴。
在米兰农场，科考队修整了短短五天。6 月 11 日天还没亮，队员们就在农场的食堂提前吃了早饭，匆忙出发了。
重回罗布泊
这次彭加木打算从木兰出发，沿疏勒河古道东行，到达库木库都克，再西行寻找进入罗布泊的新路线，然后横向穿过罗布泊，到达敦煌。
他们预计全程需要七天时间。考虑到汽车只能装得下八只汽油桶，最后共装了 5 桶油，3 桶水。为什么只装 3 桶水？因为彭加木相信只要到达库木库都克附近，他们就能找到泉水补给。
出发没多久，他们就意识到对时间的估计太乐观。由于疏勒河古道的道路艰险，他们经历了几次迷路和车轮陷入泥沙，一天只能走四、五公里，却耗油惊人。
三天后（6 月 13 日）考察队才行进了 150 公里，前往库木库都克的道路都只走了一半。
六月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司机王万轩对当时的高温记忆犹新。帐篷内吊了一个温度计，每天温度最低的时候也有 43 度，最高的时候有 50 度，地表温度达 75 度，他们箱子里带的备用蜡烛全融化了。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队员们怨声连连，认为照这速度，七天的物资不可能支撑他们走完全程，必然全部死在半路。
按照他们此前的约定，时间过了一半，道路只走了不到 1/5，他们理应在此刻掉头，一同返回，但是彭加木却不答应。
阎鸿建后来在接受 CCTV 采访时回忆，自己当时斩钉截铁地告诉彭加木：「我不走了。我肯定不走了。」
彭加木说，他若不愿再走，就把陈大化开的八人座的车和两个人三天的水、油给他，让他自己跟一个司机回去。但阎鸿建认为这也不可行，他和司机两人单独走三天的路，中间若是车轮陷在沙坑里，没有电台、没有其他车辆的帮助，他俩是活不了的。
他想要全队一起回去，「要死，死在一块儿」。
彭加木虽然生气，没有和年纪最轻的阎鸿建计较。他告诉大家，根据前人的经验，只要到达了库木库都克，就可以在那里找到泉水。
大家听后依然顾虑重重，讨论会上充满了火药味。
彭加木性格固执。由于谁都说服不了他，这支队伍依然继续前进。但考察队的其中一辆车闹情绪，故意开得很慢，拉在后面。走在最前头的彭加木的车不得不经常停下来等待。
当天夜里，沙漠中刮了一场大风，掀走了帐篷顶，大家只能一人抱住一根帐篷杆，以免被狂风刮走。
科考队员马仁文回忆，他告诉彭加木，再不能走了，再走就是死路。但彭加木坚决不让步，并在大风中喊叫着，给大家上了一趟政治思想课。他说，「退缩的就是逃兵」；「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胜利将要到来的时刻」；「大家要挺住，决不后退一步」。
彭加木本人患有两种癌症，年龄是考察队最大的，职务又是最高的，他都能以身作则，其他人也没有立场退缩。
彭加木说起，现在远没到应该放弃的时候。如果真到最后一刻，不是还有萧万能背的电报机吗？可以用它和 720 的电台联系。
或许想到还可以得到军方的营救，大家略略宽了心，暴风过后的第二天又继续前进了……
失踪前一天
第六天，6 月 16 日，考察队来到第一站库木库都克以西 8 公里处。
当时两辆装设备的卡车一直落在后面，彭加木的车不时要停下来等上个把小时，根本无法前进，便索性在此扎营。
此时距离原计划归期只剩一天，但他们距离罗布泊尚有一段距离，更别提穿越了。
他们随身所带的汽油只剩 1/4，带的水只剩下十几公斤。由于水是装在高温下的铁桶里，一周过去，被铁锈污染，气味难闻，已无法饮用。
这时无论是前进或者后退都来不及了。大家相信此时已经到了「最后一刻」——该向马兰基地的前沿指挥部「720」发电报求救了。此时不发，待何时才发？
但彭加木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既然已经到了库木库都克，就可以自力更生找水了。
他的依据是：看罗布泊的历史，斯文·赫定来的 30 年代还可以泛舟，50 年代还有渔民，地下应当是有水的。库木库都克这名字译成汉语为「沙井」，既然有井字，那说明有水。而他手上有一份前苏联在 1930 年代考察罗布泊时绘制的军用地图，上面标注了很多水井，离库木库都克不远处有「红八井」、「红十井」。他从当年春天拍摄记录片《丝绸之路》的摄制组那里了解到，红十井一带有水。再稍远一些的库木库都克以东有「八一泉」，他在「720」也听军人说起八一泉那也有水。
6 月 16 日，彭加木先让王万轩开车，带着他和陈百录一起出去找「沙井」，但找到的只是半间房大小的沙坑而已。
彭加木后又派专搞水文地质的副队长汪文先出去找水，可汪文先找了几个地方，甚至挖了个一米多深的坑，也丝毫不见水气。他的结论是：这里不可能有水。
彭加木提出派一辆车到羊达克、红二井、红十井一带去找水。他认为如果这次发现了水源，就不用麻烦部队救援，也是为今后考察罗布泊提供方便。
其他人都表示反对：开车到地图上红十井那一带光往返就有 120 多公里，汽油本来就紧张，且若只开一辆车出去，万一陷进泥沙，无法自救。红十井等标记模糊，去了还不一定能找到水。与其冒险，不如让马兰基地救援。
据王万轩后来在 CCTV 节目中的回忆，他当晚和彭加木发生一次冲突。他起先忍不住好言相劝彭加木，不要把队员们带入了绝境。
但没想到，彭加木立刻动怒了，吼道：「好！你也胆怯了？！你也害怕了？！」
「怕死？怕死我就不来了！要不咱俩下车比比，看谁更怕死！」王万轩也情绪激动起来。
他叫其他人都下车，说：「我就拉着彭先生一个走，他说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
王万轩回忆，在自己爆发后，彭加木低头沉默，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十几分钟后，彭加木主动向王万轩道歉，但气氛还是沉闷、尴尬。
就在这时，科考队发现了十五六头野骆驼。彭加木十分激动，大喊着：「追，追！」在两辆车的追逐、围堵下，他们开枪打死了一头成年母骆驼，又俘获一头尚在哺乳期的小骆驼。
彭加木十分兴奋，说到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野骆驼的标本，罗布泊野骆驼的标本都在国外。他命令大家把活的小骆驼装到车上，带回乌鲁木齐做研究。
随后他亲自剥皮取肉，解剖了被打死的母骆驼。
16 日晚上 9 点，科考队终于向指挥部「720」发出求救电报。根据多个版本中的当事人的叙述，这封电报是彭加木亲自起草的，或，是彭加木做出了发电报的决定。
电报内容如下：「我们今天 20 点到达库鲁库多克以西大约十公里，我们缺油和水，请求紧急支援油三百公斤，水五百公斤，现有的水只能维持至十八日。请转告乌市扑获一头小骆驼。」
部队首长看了地图，罗布泊以东根本没有叫「库鲁库多克」的，而是标有「库木库都克」，他因此断定，彭加木他们扎营的地方应当是这里。
电报发出后，大家都如释重负，兴奋地点燃篝火，吃起野骆驼肉来。
彭加木不停地给篝火添柴，心事重重、少言寡语。
16 日是格外漫长的一天，吃完晚餐后已是 17 日凌晨两点，大家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帐篷倒下就睡。
但这一夜，彭加木却没有回帐篷。
没人知道他当晚一个人在帐篷外究竟做了什么，想了什么。他可能在熄灭的篝火边坐了一夜，也可能躺在星空下睡着了。
失踪当天
6 月 17 日天刚亮，陈百录就起床，给彭加木、王万轩和汪文先做了早餐。据他称，他在前一晚和彭加木聊过，听说当天早上他们三人依然会出去找水。做完早餐，他就回帐篷继续睡了。
6 月 17 日早晨 9 点，「720」指挥部转来基地的消息：同意送物资，就地待命，停止前进。它要求科考队报告大本营坐标和地形特征。
据汪文先的回忆，他立刻拿电报去给彭加木看，但彭加木的心情却不好。他埋怨道，部队用直升飞机送一次水花费六七千元，相当于一公斤水要十几元。（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80 年全国职工平均年收入是 762 元。）这么昂贵的水喝下去，他肚子不疼，心疼。
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提议，派一辆车去红十井等地找水。没人理睬他的号召，由于昨晚睡太晚，有的队员还在帐篷里继续睡觉，有的打牌消磨时间。
中午，「720」指挥部收到了科考队发去的方位：东经 91°50′，北纬 40°17′，标志是：地面上插有一杆红旗。
指挥部回了一封更明确的电报：18 日上午送 500 公斤水，但直升机无法送油，请原地待命。
收到电报后，萧万能叫醒了还在睡觉的陈百录说：「彭先生不见了。」
陈百录这才发现，他大清早做的早餐没被动过，汪文先和王万轩还在睡觉。王万轩则表示，彭加木并没对他说过上午出去找水的事。
如果汪文先和陈百录的说法都为真，那么当天汪文先早上起来过，也和彭加木汇报过第一封回复电报，随后他又继续回帐篷睡觉；彭加木是在得知部队答应送水后才外出找水的。
当他们拿了第二封电报，想再去找彭加木时，却找不到他人了。汪文先以为彭加木去附近上厕所，就在帐篷等待。
半小时后，约下午一点左右，司机王万轩到车上去取衣服，却在车座上发现了那张彭加木总是随身携带的军用地图。地图里夹了一张纸条。
上面是一句话：「我往东去找水井 彭 17/6： 10：30」。
在那张纸条上，6 月 17 日的 7 是由 6 改过的，也就是原本的日期是 6 月 16 日。
经过笔迹鉴定证实，上面的字确实是彭加木亲笔所写。对于这个改动，队员们也有多种猜测：这是否说明彭加木在失踪前一天就准备独自找水，只因为当天抓到了野骆驼，才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马仁文认为纸条不是彭加木在 17 日 10：30 在车上写的，因为当时三辆车都在一块，帐篷里的人都没在那个时间点看见彭加木坐在车上，所以他怀疑是前一晚独自睡在帐篷外时写的。
但也可能，彭加木就是在 17 日 10：30 匆忙写下，日期是个笔误，他立刻改了回来。
寻找队长
听说纸条的事后，每个人都急忙冲出帐篷，向四周眺望，却没看到彭加木的身影。据沈冠冕回忆，一开始大家也不着急，因为彭加木经常独自去四周溜达、思考。
他们在营地等了两个小时，依然不见彭加木回来。
下午三点，罗布泊的温度直线上升，大家开始担心。这时，汪文先带领两个队员开车向东寻找，其余的人留守营地等待。
在大家心目中，彭加木是个很严谨的人，只要他说向东，一定是向东走了。在车向东追了一会儿后，前面的沙地上果然出现一串脚印，正是彭加木所穿的 42 码翻毛皮鞋的脚印，一直延伸向远方。
这里距离营地一公里，离彭加木离开大约 4 个多小时。大家松了一口气，乐观估计应该很快能追上彭加木。但开着开着，沙地逐渐变成盐碱地，脚印变浅，最后慢慢消失了。
由于天太热，车子不停出故障，他们便弃车步行。
天色渐暗，他们走入一片有几百个红柳包的地方。红柳包是由红柳树的根、落叶和沙土反复堆积而成。红柳包阻挡了视野，他们无法看远，呼喊的声音也被风声掩盖。
过了红柳包，又是一片盐碱地。天色越来越暗。阎鸿建后来说起，他也开始有些害怕，担心这里会不会还有苏联遗留的部队，或是野兽。
追了十几公里后见不到脚印和人影，他们停下来，拿出两只枪，轮流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鸣枪。
等了一会儿没回应，他们开车回到营地，彭加木还没有回来。
大家在清点物品后发现，彭加木带走了一个 2 公斤的水壶，两个照相机，一把地质锤、一个罗盘（另有资料说他还带走了一袋饼干，一件毛衣和一个匕首）。
但彭加木每天吃的抗癌药没有带走，地图也留下来了。在地图上，标注了泉水的地址，可能是他想去的地方吧。但后来事实证明，地图上标记的「井」，基本都不存在了。
大家为彭加木的安全担忧。他出走时是上午，一旦到了中午，戈壁中的温度骤然上升，且无遮阳处。彭加木已经五十多岁，身患癌症，昨天亲自解剖了骆驼，又一晚上没回帐篷睡觉，他的体力究竟能支撑他走多远？
17 号晚上 9 点，考察队给基地发了电报，起先只说：「出现重要情况，在凌晨 2 点会加报一次。」大家当时认为他出走才 10 个小时，或许还是有希望能走回来的。
当晚，他们在高处点了一堆火，让火燃烧了一个晚上；每半个小时打一次彩色信号弹；把车开到高处，不停地闪车灯，希望这些信号能引导彭加木找回营地。
凌晨两点，汪文先拟了一份电报：「6 月 17 日上午 10：30 分，我考察队长彭加木外出找水，至今未归。」
继续找人
第二天部队送水的直升机找到了营地，带来了救命的水。
一些队员乘坐部队的直升飞机超低空飞行，寻找彭加木。直升机的人连地面上跑的兔子都看清楚了，可不见任何人影。飞了 20-40 分钟后，直升机不得不返回 720。
汪文先带了一支队伍在地面搜寻。吉普车依然先向东行驶。到了昨天脚印消失的地方，他们没有再次走入盐碱地，而是改向东北方向。
果然他们开了一会儿，在沙地上又发现脚印，和昨天发现的脚印一致。这说明彭加木昨天走到盐碱地这里，并没有继续向东，而是改向东北方的沙地前进。
彭加木是严谨的人，如果他改变方向，没再按纸条上前进，理应给大家留下一点标记。他为什么没这么做？
马仁文在几十年后接受 CCTV 采访时谈他自己的理解：「他当时若是这样走，是决心不会回来了。」
吉普车顺着脚印追踪，但到了前方，脚印突然出现徘徊不前，来回折返的现象。大家分析彭加木走到这，可能对方向把握不了了，再加上体力不支，犹豫该往哪儿去。
在旁边一个长满芦苇的小沙丘上，队员发现了一个屁股坐过的痕迹，并在芦苇丛里找到了被一撕为二的椰子糖的糖纸。
他应当是坐在这个位置，吃着自己最喜欢的椰子糖，望着一个干涸的河滩。队员试图揣摩他当时的心思。前方有一些密集的灌木，会不会彭加木以为那里有水源，就往那里去了？
但从他坐过的小沙丘开始，再没有看到他走出去的脚印。
灌木那里并无水源。假设彭加木穿过河床继续向前步行，会在黄昏时到达一片雅丹地貌。寻找的人怀疑他会不会靠在某个土包下休息。他们跑向不同的土包呼喊，可四周只有穿梭的风声。
空手回到营地后，当天晚上刮起了十级大风。沙尘暴袭击了营地。这更加灭绝了大家找到彭加木的希望——他哪怕活了两天，也抗不过这场沙尘暴。
6 月 18 日凌晨 2 点，彭加木失踪的消息通过新疆军区，传到了科学院，再传到了国务院。
第二天，军区收到指令，对科考队其他人员投放了汽油、水和食物。
彭加木失踪七天后，新华社第一个发布了新闻：「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23 日（1980 年）电：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在新疆的一次科学考察中失踪，已经七天没有音讯。」
6 月 20 日开始，解放军部队动用了两架直升机，一架救护飞机，数 10 辆军车，100 多人，在他失踪地附近进行地毯式搜索。在 10 天搜索中，他们几乎数清楚了野兔的数量，却没有任何彭加木的足迹。10 天后整个搜救行动以失败告终，昔日队友跟随部队撤出戈壁。
7 月 17 日开始，新疆自治区党委和基地部队再次组织 181 人，48 辆汽车进行第二次搜寻。假设彭加木还活着，他必须到达有生存条件的地方，所以这次搜寻范围扩大到更多有水草的地方。为了避免和彭加木脚印混淆，搜救人员都穿解放鞋。
同时上海市公安局还调来了 6 条嗅觉灵敏的警犬。但七月进入盛夏，在地表温度 70 多度的情况下，警犬完全丧失了嗅觉，只能呜呜咽咽，匍匐在地。
8 月 11 日，搜寻队员在一个叫杨塔库都克的地方再次发现了一些脚印；8 月 14 日在附近的芦苇丛中发现了人睡觉留下的印记，但由于时间太久，无法断定这些痕迹是不是彭加木留下来的。
8 月 14 日，搜救人员还发现了当时被科考队打死的母骆驼的庞大的遗骸。它几乎全部被流沙掩埋，只露出一条小腿。假设彭加木的尸体也被流沙淹没，恐怕难寻踪迹。
11 月 10 日，搜救队伍再次从敦煌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新的搜寻。这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寻找，直接参与的有 1029 人，搜索了总面积 1011 平方公里。他们以彭加木失踪前扎在库木库都克的营地和他的脚印消失处为中心向外扩展，每个搜救人员只间隔 50 米，每人每天寻找近１平方公里。但是整整 41 天的梳头式搜索后，还是一无所获。
彭加木的尸骸和随身所带的物品仿佛从这片大地上消失了。
三个疑点重重的猜测
猜测一：外逃说
由于如此细致的大规模寻人都没找到，关于彭加木下落的各种猜测开始在民间流传。
在彭加木失踪后的第 115 天， 1980 年 10 月 11 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独家新闻，标题醒目地写道：《彭加木现已逃往美国——中国留学生周光磊在美国遇见彭加木》。
报道大意是：有个自称「周光磊」的「中国留美学生」，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写信给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他在信里自称是彭加木 30 年前的老友，1979 年春天还见过。「周光磊」说，1980 年９月 14 日下午７时许，他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戴莲如，还有彭加木的学生、如今的留学生邓质方，三人一起在华盛顿一家餐厅吃晚餐。突然，他见到彭加木与两个美国人进入餐厅。他立刻上前问候，但彭加木假装不认识，和美国人匆匆离去。他在信中提到，他已把在华盛顿见到彭加木的情况写信告诉了「淑芳嫂」 (彭加木夫人)。
这个直指彭加木叛逃的新闻，如一枚重磅炸弹，令各方震惊。美国、日本、台湾的众多媒体转载。一些读者「恍然大悟」：难怪找不到，原来是跑了！
但没过几天，这篇报道的疑点也一一显露。
- 10 月 15 日，纽约《美国华侨日报》记者按照《中报》登出的「周光磊」寄给《中报》信件所用的住址，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电话公司联系，电话公司称，该市黄页上没有叫这名字的人。（当年黄页上的信息是很全的）
- 10 月 16 日，周培源从日本回到北京，看到了「周光磊」寄来的信，但他表示自己不认识这个人，也没收到「周光磊」写给夏叔芳信件的影印件。
- 信中提到的邓质方是学物理的，不是彭加木的学生。邓质方不认识「周光磊」，９月 14 日前后一段时间也没有到过华盛顿。
- 夏叔芳在乌鲁木齐时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她从未听彭加木谈起过这个「30 年好友」，她从没收到「周光磊」给她的信，而且「周光磊」给周培源的信中把她名字「夏叔芳」错写成「夏淑芳」。
- 信中提到的戴莲如同样表示，她不认识「周光磊」，９月 14 日那天也没去餐馆用餐。
信中提到的人物全部否认认识「周光磊」。很显然，有人编造了这个谣言，把信从美国寄给周培源后，又把消息透露给了《中报》。（不排除是《中报》为了销量炮制的。）为了逼真，TA 还故意放上具体的人名、时间、地点。但越具体的谎言，越容易被拆穿，只能追求短暂的轰动效应。
也许有人会问，哪怕这次「周光磊」事件为假，彭加木会不会确实被飞机接走了，去了美国、苏联或其他国家呢？
从彭加木给自己改名、他过去几十年的忘我工作、他的言行举止来看，他对集体的忠心、责任心和自我牺牲精神都是远远超出常人的。80 年代，文革已结束，整个社会重视知识和科学，彭加木作为明星科学家受到政府的重视和公众的敬重。很难想象有什么诱惑能让这样一个身患绝症的科学家抛下国家、家庭、科研项目一走了之。
当然，更关键的是，彭加木的外逃在那个时空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地部队朱副司令员曾经从地理环境的角度驳斥彭加木『外逃』之说。他的话可总结为几点：
- 库木库都克地处新疆腹心地带，离中蒙边境直线距离 470 公里，离中苏边境直线距离大约 700 公里，离中印边境直线距离 1100 多公里，中间隔着戈壁沙漠和大山，靠一个人的双腿是不可能走出去的，更何况他当时带的水只够维持两三天的生命。
- 直升飞机续航能力小，不可能从国境线飞到这个地区。
- 如果是运输机，那里一无机场，二无导航设备，无法降落。再说，运输机进到这片军事重地的话，一定会被雷达发现。
- 彭加木个人没有电台，无法联系上接应方。当他们 16 日到达库木库都克其实已经远远落后于原计划，这过程中整个考察队没有和外界联系过，彭加木如何告知对方自己于何时到达何地？他一人步行外出，连地图和其他仪器也没有带，又怎么知道自己的确切方位。
综合以上所有说法，彭加木不可能外逃。1981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彭加木革命烈士的称号，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猜测二：谋杀说
网上流传了一篇以法医的口吻写的文章，提到老法医接到任务，解剖一具在戈壁找到的干尸，后发现是 80 年代失踪的科学家彭加木。老邓解剖后发现了尸体上有几十处锐器和钝器伤口，认为科学家死于暴力，暗示是集体作案。
我和本文原作者朱明川联系过，他向我确认，这就是篇小说，纯属虚构。
虽然这篇文章是虚构的，但网上也确实有不少人怀疑，彭加木是被科考队中其他人谋杀的。毕竟，彭加木的失踪还是有一些难以解释清楚的疑点：
- 如果不是人为深挖掩埋，为什么如此密集的大规模搜索都没发现尸骸和他随身所带物品？
- 为什么纸条上的日期改动了？
- 彭加木说向东去找水。大家都知道戈壁一望无际，没有道路，怎么会那么巧，科考队的车子开了一段后发现了脚印？
- 根据央视节目的回忆，几个队员也确实讲述当时其他人和彭加木之间存在分歧和争执。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彭加木真的遭到了暴力袭击，会是什么样的？
彭加木一意孤行，把众人带入绝境。16 日上午 10：30，他留下字条独自向东步行找水，但没找到。下午，他又让汪文先、陈百录先后找水失败。傍晚，大家提出向部队求救，被彭加木一票否决。其他人的耐心被耗尽。有一人或几人不顾他的反对，强行让萧万能战士发出电报。冒用彭加木名义发电报的人为了自保，决定杀害彭加木。队员们说彭加木 16 日晚在帐篷外睡了一夜未归，实际是彭加木当晚就遇害了。他们不能让军方找到彭加木的尸体（尸检会发现死亡真相），于是只能在 16 日深夜至 17 日凌晨，挖深坑掩埋尸体，伪造彭加木独自外出找水后失踪。
以上版本只是一种推测，它有可能发生吗？
我认为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目前知道的所有行程中发生的事件都是来源于队员们的叙述。除了这十人，不可能有其他人知道从 6 月 11 日出发，到 18 日部队直升机到达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 纸条和脚印
能佐证彭加木向东找水的证据有两样：一是纸条；二是脚印、坐印和糖纸。
纸条可以确信是彭加木本人所写，但被改过日期。这导致存在一种可能性：彭加木 16 日上午 10：30 确实独自外出找过水，没找到回来了；但有人利用这纸条，改了一笔，用来「证明」他 17 日的失踪。改日期的原因是，如果他在 16 日上午 10：30 就外出失踪，他们无法解释为何在 16 日晚上 9 点的电报中没提及此事，以及为何到 17 日晚上（实际是 18 日凌晨）才上报。
第二，两次发现脚印——17 日傍晚和 18 日——都是由副队长汪文先等三个队员发现的，并无其他证人。
央视纪录片《寻找彭加木》中提到，他们刚向东追出去时没有看到脚印，开了一段路才看到彭加木的脚印。这一点很不可思议，似乎这个所谓的「向东」是条确定的路线。
但其实，在一望无际、没有道路的沙漠中，「东」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有人在沙漠中做试验，找一些参与者拿罗盘向西走一公里，再向东走回来，无一人会回到最开始的原点。
夏训诚也说过：「罗盘在沙漠里定位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只能定一个大致的方向，无法定出你所在的位置。比如，你拿着罗盘在 A 点上测出北的位置，你向西移 5 公里到 B 点，再测，面向的地方还是北，你再向西移 5 公里到 C 点，再测，面向的方向还是北。在沙漠里你失之毫厘，就能差之千里，虽然你一直在向北，但你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上了。」
后来部队大规模搜索，再也没有找到可以证明是彭加木的足迹。
后来搜索的人看到了汪文先三人找到的脚印吗？我不知道。哪怕他们看到了，也无法分辨是彭加木在 16 日上午还是 17 日上午留下的。
所以彭加木到底有没有独自在 17 日上午出去找水，是存疑的。
2. 电报由谁起草？
更重要的是，队员们的一些说辞疑似说谎。我看到的版本几乎都提到，16 日晚上 9 点的第一条求救电报是彭加木决定发出并起草的。我对此有些怀疑，因为彭加木的种种行为太缺乏连贯性。
那条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我们今天 20 点到达库鲁库多克以西大约十公里，我们缺油和水，请求紧急支援油三百公斤，水五百公斤，现有的水只能维持至十八日。请转告乌市扑获一头小骆驼。」
电报措辞表现出了对救援的迫切需求和渴望。
16 日当晚王万轩还和彭加木大吵一架。如果电报是彭加木他起草的，说明他在 16 日晚上 9 点前已经向下属们妥协，同意向军方求救。17 日早上，「720」指挥部回电报说，同意送物资，就地待命。汪文先也把电报内容报告了彭加木。
那么问题来了，得知部队会送水的彭加木，为何还要坚持派一辆车去 60 公里外的红十井找水？16 日晚亲自起草电报要水，部队也答应了，他在 17 日却坚持要自己找水源，有些匪夷所思。
或许有人说，那是因为他在发完电报后觉得部队送水代价太大。但是，用直升机送水的花费他并不是在发完电报后才知道的，而是在发电报前就应该清楚的。如果他心疼，为何会在自己起草的电报里要水要油？
或许也有人说，彭加木可能在做两手准备，部队送水归送水，自己找水也可以同时进行，万一发现水源，也可以为今后的考察铺路。
话是没错。但彭加木十分心疼部队送水的花费。如果把部队耗资七八千、出动直升飞机的救援，仅仅视作一条后路，似乎更加自私、浪费资源。
我认为彭加木在 16 日白天和 17 日上午的态度其实是一致的：不想麻烦部队，不想花国家钱，只想自己「先」找水。唯一矛盾的地方是他发了那封电报。正是这封电报显得他这人思维混乱、幼稚，不可理喻。
我倾向于认为，那条电报并不是在他同意下发的。也正因为发电报的那个人对地名不熟，手上没地图，才会把「库木库都克」说成发音相近的「库鲁库多克」。我不认为彭加木这么较真和严谨的人，且一直在研究随身携带的地图，会把地名写错。
彭加木当时或许这样想：既然水可以撑到 18 日，为什么不在 17 日再外出找水一天，待确定找不到水源后再发求救电报也不迟？他不是不想求救，只是不希望到都到了库木库都克，大家却不尝试一下找水，直接放弃。如果他怀有以上想法，说明他还是理性、清醒的，只不过比其他人更拼搏、更勇于冒险。这也符合人物性格。
那么，彭加木对于有人发出求救电报一事是否知情？在发出那一刻，他或许并不知情，是有人瞒着他指使萧万能发的。但他应当不用多久就会知情。部队在 17 日上午 9 点回复电报答应送水，如果彭加木还活着，他在此时肯定已经知情了。
以他固执、坚决的性格，若知道有人违抗命令，终究发出了求救电报，会作何反应？
3. 逃避后果
科考队成员很多到了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是有着强烈的求生欲的普通人。他们想要退缩，想要自救，却一次次被彭加木一票否决。而彭加木每一次动员，都以他自己超高的道德和精神为准绳进行说教，无形中加深这些队员的负罪感和反感。
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他们的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被逼到了极限，或许有个别人崩溃了，绝望了，行为不再受理性和道德约束。
如果彭加木不「失踪」，越级发电报一事会对某些人不利。80 年代初在国营单位纪律严明，彭加木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也是科考队的党支部书记。有人违背他的命令向军方提要求，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彭加木回乌鲁木齐后追究此事或上报，可能会让自作主张的人被处分。
彭加木的「失踪」对于违抗命令的那些人来说，或许是最好的结局。他们终于可以得到部队救援，结束这次噩梦般的行程，回去后也不用承担后果。
凶手（们）或许出于心虚，会特意强调发出那封电报是彭加木的决定，也是他亲自起草的，以掩饰他们和彭加木之间的根本矛盾和作案动机。
4. 人性善
当科考队其余人员获救后，确实也曾被怀疑过，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性只是存在，但较低。
彭加木寡不敌众，其他人想求生，只要强行把电报发出去，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完全犯不着谋杀。没错，他们违抗指令，激怒彭加木，回去会受惩罚。但大不了也就是让个别人受处分，再严重点就是开除公职。会有人仅仅为了回去后免受惩罚，而冒险杀害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院长吗？
彭加木失踪，其他队员也同样面临受惩罚的风险。沈冠冕因为重病，最早坐直升机出去，遭到了治安保卫人员的一再质问。而负责保卫工作的陈百录自认彭加木失踪，自己「严重失职」，甚至做好了蹲监狱的准备。
在沙漠封闭的环境中，如果有一、两人合伙杀人、掩埋尸体，要瞒住其余七、八人是很难的。彭加木如果遇害，只能是集体默认、知情。队伍里有五个科学家、三个复员军人（司机）、两个现役军人，个个根正苗红，就无一人站出来阻止？
事实证明，知道的人越多，越难守住秘密。如果真是集体作案并有十人知情，在过去的近 40 年中竟无人泄露过秘密？那些责任较轻的参与者或者仅仅是知情人，也从未因为内疚而吐露过半点真相？
至少，被请上节目的三个队员都大大方方地讲起当时和彭加木的矛盾，并不试图掩饰。如果有人是凶手，为何不美化当时的集体氛围，隐瞒当年和彭加木的争执？
1980 年 8 月 7 日，新疆分院特地召开了有党委副书记王熙茂、副院长陈善明、上海生化所朱湘清以及彭加木亲属参加的座谈会，就彭加木是否「被队员所害」这一敏感且匪夷所思的问题，予以澄清和说明：「这完全是工作中的正常意见分歧，直到目前没有发现其他任何问题。」
猜测三：意外/自杀说
如果不是谋杀，彭加木为何外出不归？这是一次意外或是自杀？
首先，当时在彭加木和其余人之间确实存在严重分歧。在出发前，大部分人就不情愿再走一遍，是带着情绪上路的。在路途中，彭加木的固执己见，也让矛盾激化。
彭加木具有苦行僧一般的奉献精神。阎鸿建曾评价过：像彭加木这个年纪的科学家「这辈子处理的事好像就是事业，没有什么个人的事。」
但彭加木不应该拿这种精神去要求每个队员一同冒险。其他队员害怕回不去的恐惧以及无法忍受体力的煎熬，都是人之常情。
在央视十台 2008 年做的一期节目《寻找彭加木》中，科考队员马仁文、阎鸿建、给彭加木开车的司机王万轩都被请到了演播室，亲口讲述当年发生了什么。他们全都提起自己和彭加木之间的矛盾。
王万轩讲起他和彭加木互相发脾气；阎鸿建讲述了他如何和彭加木较劲。马仁文说：「大家火气比较大，吵翻了。」考察队内部分裂，有一辆车故意掉队。
这种对抗愈演愈烈，直到 6 月 16 日，大家一致抵制彭加木的找水命令。
彭加木一人和队员之间的矛盾或许不至于引向谋杀，却大大影响了彭加木的心境以及他最终的结局。
心情复杂
大家都说彭加木是严谨的人，但他先是往东，后改变方向往北，并没给留下一点标记。马仁文对此的理解是：「他当时若是这样走，是决心不会回来了。」他当年对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领导也表达过这个看法。
决心不回来意味着自杀吗？不必然。
提到彭加木为何外出找水，为何不归，这几位队友都没有明言，只是语焉不详地说，彭加木当时的「心态太复杂了」。那么，让我试图解读一下彭加木当时的复杂心态。
16 日晚上 9 点的求救电报中流露出要求油和水的意愿很强烈，又把地名搞错，很可能是有人违背彭加木的意愿起草的。队伍中有的人反抗激烈，有的人消极抗命，但无疑，在是否求救、是否继续找水等问题上，所有人都站到了彭加木的对立面。
对于 16 日晚 9 点发电报一事，彭加木可能在 16 日晚已经知情，十分生气和失望。他赌气彻夜没回帐篷和大家一起休息，计划着第二天一早的出走。
彭加木也可能是在 17 日收到部队的回复电报后才知情的。当他知道其他所有人都瞒着他向军方求救后，非常气愤，又无可奈何，遂赌气离开。
从彭加木所有的决定和行为来看，他是特别有骨气，也对自己要求极高的人。我相信如果这水是违背他意愿跟部队要来的，他不情愿喝；他要自己找水喝。
正因为昨晚刚刚和王万轩大吵过，他不想依赖司机，而是靠自己步行。
在沙漠中一人步行根本走不了多远，至少不可能走到他原本要去的 60 公里外红十井、红二井之类地方。
只带一瓶水和一个罗盘，找到水的希望也极为渺茫。所以彭加木的离开，与其说真的想找到水，不如说是负气出走、宣泄情绪。
他留下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并不是想让队员去找他。因为「东」在沙漠中是个很宽泛的概念，队员们无从找起。他如果想留下明确指示，可以说自己是前往地图上的某某井找水。
他留下字条，一是出于他天然的责任感，不想不明不白消失；二是用这句话再一次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或许也想用自己的行为让其他人羞愧。
的确，彭加木当时心情复杂。他被孤立了，司机也对他发脾气，没人理睬他的决定，孤独、失望、愤怒、痛苦的情绪在他心底交织。而那封发出去的电报让他在国家和部队面前丢脸——他彭加木不仅没完成行程，还给国家添那么大麻烦。所以他离开时除了赌气，或许还有对组织的内疚，带点自虐，自我惩罚的意味。
他并不确定自己究竟会不会回来——如果能侥幸找到水源或者有其他重大发现，那就回去，向众人证明自己是对的，也可以发电报中止部队送水；如果找不到，那就一直走下去，再也不回来了。
再看看彭加木随身所带的物品：一个 2 公斤的水壶，两个照相机，一把地质锤、一个罗盘。水是为了能让自己走得更远一些，罗盘是为了不迷失方向，地质锤是为了考察，相机是为了记录。他在那一刻还惦记着自己若发现什么，可以用相机记录下来。
他没有带抗癌药，并留下地图给同事，也说明他要不很快会回来，要不就不打算活下去了。
他从来都是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情，所以让自己倒在罗布泊，或许也不需要太多的勇气吧。
在我已经写完这些后，我读到当年拉警犬找过彭加木的于亮明警官在 2000 年 5 月 11 日的回忆录里的一段话：「……根据我对新疆科学院多名同志的交谈和接触中了解到，彭加木同志身为一名科学家，但是，他待人接物和看问题的偏见性以及他本人的固执己见的怪脾气，我分析他有可能因为独自一人外出找水，他根本就不可能找到『淡水』……因为苏罗河（疏勒河）是盐河，河底掀开一层沙，下面是白花花的细盐……因此，找不到水他无颜再回来见大家了，只有向前走不回头，直到走到绝路『死』。」
这和我的看法基本相似。
不愿被劝回
彭加木只靠步行怎么都不可能走很远，为什么当天其他人会追不上他？第二天直升飞机和地面寻找也没找到？
以彭加木这么固执的性格，他铁了心要去找水，必然不希望被队员们追上、劝回去。这一路上盐碱地和沙地交接，盐碱地较硬，很难留下足印。不排除彭加木在行进时故意走上盐碱地，来隐藏自己的脚印，并故意改变方向向北。
第一天下午，汪文先等三人去追他时，在他第一次脚印消失处追错了方向。彭加木转往北方，但汪文先等人却依然向东追去，因而错过了当天追上彭加木的机会。
当晚，队员们曾鸣枪、点火、开车灯、打信号弹……彭加木在那时若没去世，应当是可以看到的。但如我所说，他没有找到水是决心不会回去，所以对这些信号置之不理。
第二天（18 日）的搜寻中，直升飞机「往东」飞了 20 分多钟，找的方向和 16 日大致相同，应当不是彭加木前进的正确方向。
地面寻找的三人虽然又发现了彭加木在东北方的脚印，但由于彭加木的刻意隐藏，他们又丢失了脚印。当时彭加木若还活着藏身雅丹地貌中，哪怕听到汪文先等人呼喊他，也不会回应。
可惜彭加木一心想要前往的那些地图上的「井」都早已成了沙坑。在罗布泊干涸后，水在这片戈壁中只是一个幻象。
尸体被意外掩埋
如果彭加木只是一直向前走，最终倒在沙漠中去世，为什么找不到遗体？
虽然在 1980 年 11 月组织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搜寻时，搜救人员 50 米一人进行梳头式搜寻，但是 50 米的间距其实还是挺大的，有不小的概率正好被遗漏。
2004 年时，陈百录找到一把他当年用来寻找彭加木时用的铁锹。他甚至回到当年的营地，发现 24 年后车辙印还依稀可辨。这是否说明彭加木不可能被风沙掩埋？并不是。
2004 年 11 月 24 日，陈百录等人趁着沙尘暴那天做了两个试验：把一只 40 厘米高的水桶放在风口处，不到 30 分钟就被完全掩埋；但把一根直径 10 厘米粗的木棍平放在 100 米外的另一处，一整天过去也没有埋住。
1980 年 6 月 18 日晚上发生了一场十级大风，并有沙尘暴。如果彭加木最后倒地的地方刚好是风口，很可能会被流沙完全掩埋。1980 年 8 月 14 日，搜救人员发现了被流沙掩埋的庞大的骆驼，也只留一条小腿露在外面。
戈壁沙漠中还有各种我们无法预料的可能性。17 日深夜或者 18 日，他或许靠在某个土包下因脱水、疲惫等因为昏厥过去。有些雅丹是疏松的，会在大风和重力的影响下坍塌，把他埋藏。
此外，他的尸体被流动沙丘裹挟，甚至可能被带到数百公里外。1950 年，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名警卫员失踪，事隔 30 余年后，地质队在远离出事地点百余公里的罗布泊南岸红柳沟中发现了他的遗体。
综上，我认为很难把彭加木的失踪简单说成意外或自杀。他出走时带有复杂和强烈的情绪，做好了找到水就回来、找不到就永不回头的准备。但是显然，他没有找到水；他也越走越远，没有机会再回头。至于尸体的消失，则是种种偶然因素造成，是严酷的大自然和人类开的一个玩笑。
在过去的 39 年间，不时有探险者和科考人员在罗布泊附近地区发现过干尸，但经过确认，都不是彭加木。
2007 年 6 月 2 日，有探险者在位于哈密大南湖戈壁与罗布泊相接部位的雅丹地貌群拍照时，发现一具干尸。尸身的衣着手表等都指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这具干尸也被排除，但它证明在戈壁中的失踪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些遗体可能要在半个世纪甚至更久以后才会被偶然发现。
去神秘化
彭加木的失踪如此受人关注，也因为一些神秘学、超自然现象的传闻甚嚣尘上，最著名当属双鱼玉佩的传说。
我简单梳理下这个传说的主干内容：1956 至 1960 年之间，新疆地区出现了大量的镜像人，部队和百姓都被复制了。他们是被什么复制的呢？是一个「超人类文明的时间机器或物质转移装置」，看似一块「双鱼玉佩」。这块玉佩启动后，可以复制一条一模一样的鱼，这两条鱼「像中国的阴阳太极鱼的阴抱阳，阳负阴的藕合结构」。总之，后来把原子弹放在罗布泊，一爆炸，把这些复制人都消灭了。
到了 1980 年代，有些人感染未知植物病毒后变成了丧尸，彭加木作为植物学家，正是去研究这种病毒的。但是他也被双鱼玉佩复制成了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为了不让外界知道这个秘密，两个彭加木都被扣留了……
在我看来，这个传说只能当做科幻小说来读，没有驳斥的价值。
正因为彭加木的失踪是如此诡异和突兀，罗布泊又是神秘的军事重地、死亡之海，所以当人们无法看透彭加木的失踪后，更愿意去接受一些神秘说，来寻求一种确定感。
如今，新疆罗布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硫酸钾肥生产基地，这片神秘之地早已被工业化揭开面纱。
这里没有外星人，也没有丧尸，只有大自然的残忍的恶作剧，一个意志再强大的人类在自然面前依然渺小。或许彭加木在丧失意识前并不痛苦，因为他实现了自己早年的决心，要「用自己的骨头，让新疆的土壤多添一点有机质。」
彭加木失踪后的第二年 5 月，夏训诚带领考察队再进罗布泊。在此后的 26 年里，夏训诚对罗布泊进行了 25 次考察，他说自己的每一次都在追寻彭加木以及他的精神。
